袁野：反华四年，澳大利亚背后是军火商撑腰？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袁野】

　　9月24日，美日澳印四国领导人首次举行“四方安全对话”（QUAD）线下峰会，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受到了盛大的接待，美媒对他也是一片赞扬之声，可见对其表现十分满意。此前在联合国，拜登便当面嘉许：“美国没有比澳大利亚更亲密、更可靠的盟友了。”

　　美国“器重”他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华盛顿看来，堪培拉的表现十分具有示范意义：澳大利亚几乎是目前唯一公开“站队”美国的主要国家，果断抛弃了堪称“衣食父母”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彻彻底底放弃了“中间路线”，甚至把自己的武装力量指挥权都拱手相送。

　　这么好的盟友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无怪乎CNN送上了“抵制北京的全球榜样”这样一顶大“高帽”。《新闻周刊》的社论，则说出了白宫的心声：“澳大利亚选择了美国而不是中国。欧洲也应该这么做。”

　　澳大利亚的立场如此极端，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是相当罕见的，因为即使是最鹰派的评论家也会承认，该国并未遭受什么真正的安全威胁，值得它如此这般大动干戈。在印太地区，同北京关系不佳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少（其中一些还存在领土争端），但它们都设法保持着充分的外交接触，对加剧敌意和紧张局势也没有兴趣。唯有澳大利亚一直在猛撞南墙，导致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几乎冻结，短期内看不到转圜的希望。

　　正如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詹姆斯·劳伦斯森教授的评论：“在我们这个地区，没有其他国家像澳大利亚这样表现得如此极端。我们要么是战略天才，要么是战略傻瓜。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行为来看，我认为是后者。”

　　“战争贩子”把持堪培拉

　　澳大利亚的立场转变，只花了短短几年工夫。

　　2015年，中澳关系一度达到巅峰，两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将合作扩展到了贸易以外的领域。但自那之后，澳大利亚在对华政策上急转而下，开始把中国当作敌人，在贸易、投资、技术、研究和人员流动等方面全方位对华“开火”。

　　澳大利亚明确开启反华日程，甚至比美国还早。2016年，堪培拉公开支持菲律宾将中菲南海争端诉诸国际仲裁法庭，并在临时仲裁庭作出有利于菲律宾的仲裁后，第一时间跳出来呼吁中国和菲律宾接受这一仲裁。

　　2017年，关于“中国代理人”的谣言开始在澳大利亚甚嚣尘上，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阴谋论”弥漫朝野，最终成为了澳大利亚的“政治正确”。时任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中国牌”打得尤其得心应手，“中国政治干预”沸反盈天，最终《反外国干涉法》于2018年6月粉墨登场，中澳关系陷入冰点。两个月后，他在一场党内政变里黯然辞职。

　　继任的莫里森在叫板中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未等上任便迫不及待地签署声明，将华为和中兴排除在澳大利亚5G网络建设之外。此后，堪培拉火力全开，在基础设施、农业和畜牧业等领域阻止中国投资；在南海问题上为美国“敲边鼓”；突袭中国记者和吊销学者签证；在中国台湾、香港和新疆事务上不断挑战中国底线；指控中国“与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冲突”，污蔑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并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网络”。

　　2020年4月，澳大利亚变本加厉，第一个跳出来提议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并吹嘘他们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支持。

　　澳大利亚的叫嚣越来越声嘶力竭，堪培拉的军国主义味道也越来越浓。彼得·达顿（国防部长）、迈克·佩祖罗（内政部秘书长）和安德鲁·哈斯蒂（国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等防务界实权人物不时口出狂言，将中国的崛起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甚至轻率地宣称“战鼓正在敲响”，而莫里森或他的同事们从未否认过这些言论。

　　默多克掌控的澳大利亚媒体也在卖力地制造战争，《悉尼先驱晨报》和《时代报》每周几乎都要刊登一篇攻击中国的文章。2020年，当中国应澳大利亚要求，提供了一份包含14个争议问题的外交备忘录时，澳大利亚媒体和政客抓住机会，将其渲染为“中国政府的好战言论”，是对澳大利亚主权的威胁。

　　“白色恐怖”早已笼罩了澳大利亚政坛，“疑华”和“排华”成为朝野共识。反对党工党默不作声，新南威尔士州议员肖格特·莫塞尔曼只因为赞扬中国抗疫表现就被澳大利亚安全部门抄家。麦卡锡主义的残渣再度浮现，澳大利亚参议员在听证会上公开要求澳大利亚华裔“无条件谴责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堪培拉甚至计划在大学里训练学生举报“外国干涉威胁”。连《纽约时报》都不禁吐槽：“澳大利亚的新法律不分青红皂白地诋毁与中国机构的任何联系，从军队到音乐剧团。”

　　民意被毒化的程度令人痛心疾首：洛伊研究所8月下旬发布的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华的好感度急剧下降，对中国的信任度已跌至历史新低（16%）；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多数澳大利亚人（63%）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而非经济伙伴；大多数澳大利亚人（56%）将当前双边关系的紧张归咎于中国。

　　8月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葛丽珍（Jane Golley）因为提出澳媒有关新疆的报道可能存在问题而遭到围攻，被迫辞职。

　　毫无疑问，狂热的反华情绪已经彻底控制了这个国家。美国甚至都不用费心去操纵堪培拉的政策，因为后者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讨美国欢心。

　　军火商、游说组织和政客在狂欢

　　对“山姆大叔”来说，澳大利亚的投怀送抱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你不仅不用费心喂养这条鹰犬，而且居然还有赚。

　　四年来，美国真正给予澳大利亚的好处屈指可数。美国人一面为盟友大声鼓呼，一面喜气洋洋地从对方失去的中国市场里受益。这可不是特朗普的专利，《澳大利亚人报》今年夏天就不禁抱怨：“尽管美国政界人士一再承诺，包括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提出与澳大利亚站在一起，对抗北京的经济胁迫，但华盛顿一直将自己的经济利益置于盟友之上。”

　　核潜艇这份礼物固然够分量，但它不是免费的，而且极有可能比法国的潜艇合同要贵得多。至于QUAD给予澳方的支持，例如关于疫苗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表态，充其量只能算是“小恩小惠”。

　　加拿大前外交官帕特里克·阿姆斯特朗表示，在美国政府眼中欧洲国家就像是卫生纸，用的时候才会想起来，不用的时候就弃之一边。澳大利亚的地位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证据之一就是拜登在宣布与英澳两国缔结AUKUS协议时，似乎忘记了莫里森的名字，只管他叫“那个南边的家伙”。

　　这已经不是白宫第一次搞错了：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在对媒体发表讲话时，反复把特恩布尔（Turnbull）的名字错念成“特朗布尔”。显然，澳大利亚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重要。

　　不过没关系，澳大利亚很会给自己找安慰。“那个南边的家伙”在发布会上将AUKUS称为“最古老、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之间在新时代的永久伙伴关系”，显然他没有考虑特朗普在2024年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澳大利亚海军兴高采烈地炫耀自己的新玩具，虽然它要到2040年才能到货，而且澳大利亚自己显然玩不转它们。

　　但这并不妨碍战争贩子的游说团体为其欢呼雀跃。其中最主要的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该研究所的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热情地高呼：“AUKUS为澳大利亚的国防设定了一个更好的方向。”

　　他当然有理由兴奋。ASPI是由澳大利亚国防部（没错，澳大利亚政府付钱供人游说自己）和外国武器制造商资助的，媒体泄露的消息已经预示着国防开支的大幅增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詹宁斯本人是法国潜艇交易的拥护者，曾被授予法国的最高荣誉——荣誉军团勋章。

　　不仅是ASPI，近年来，国际军火商在澳大利亚学术机构和智库身上越来越大方，如今，该国所有提供国防政策“独立”分析的主要智库都是由泰雷兹、洛克希德·马丁和BAE系统等公司所豢养的。至少有32所澳大利亚大学与武器制造商建立了合作关系，合同价值数百万美元。澳大利亚的大学不仅要对军火商的“指定课题”进行研究，还要确保他们的工作具有军事价值。

　　结果就是，澳大利亚的国防决策和支出，越来越受到那些可以从中获利的组织的影响，甚至摆布。武器制造业在澳大利亚已经成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去年价值近55亿澳元（40亿美元），比2017-18年增长了5倍。

　　获益的不仅是军火商和游说组织，政客们也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联盟党已经靠打“中国牌”几次击退了工党，不排除他们会在2022年大选中故技重施。如果对华战略成为大选的主题，那莫里森显然将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因为工党一贯被认为在国防问题上不可靠，尽管后者一直小心翼翼地跟随联盟党的路线。

　　联盟党对此可谓驾轻就熟：1961年，时任总理罗伯特·孟席斯在大选中被工党打得灰头土脸，仅仅靠一票的多数保住了执政地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澳大利亚与印尼的紧张关系加剧，堪培拉派兵前往加里曼丹岛（婆罗洲），和英军一道同印尼军队作战。亚瑟·考威尔领导下的工党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和联盟党政府一样好斗。1963年，孟席斯利用与印尼关系紧张的契机提前举行大选，并赢得了这场“军装色的选举”。

　　澳大利亚总理近年来如“走马灯”般换人，平均任期不到3年，而2018年8月上台的莫里森刚刚“过期”。为了保住权位，他很可能不择手段。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宣布将‘站出来’对抗中国四年之后，澳大利亚正在努力应对政策和气氛的急剧转变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纽约时报》承认。“农民和酒庄老板想知道中国何时会解除对他们产品的封锁，如果能解除的话。澳大利亚政府叫停了中国企业对奶牛场等行业的投资计划，而且往往没有给出什么解释。甚至一项有希望的气候变化科学合作也突然被取消。”

　　整体来说，澳大利亚目前还处于弹冠相庆阶段。中国的反制似乎暂时还没有对它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失，堪培拉满可以自信地说“不过如此”。不过连美国人都担心，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9月初，澳大利亚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高调宣布，中国贸易行动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远低于预期”，澳大利亚经济“迄今为止显示出了巨大的韧性”。

　　他说，受到中国限制的公司和行业已经成功地为产品找到了新的买家，“在那些被贸易行动针对的商品中，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估计在截至6月份的一年中下降了约54亿美元。但同期，这些商品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增加了44亿美元。”这意味着“真实伤害”只有10亿美元。弗莱登伯格说，影响这么小，可能“令许多人感到意外”。

　　弗莱登伯格的数字游戏玩得真是炉火纯青，好像煤炭出口商的收益，弥补了农民和酒庄老板的损失一样。他还绝口不提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企，这掩盖了澳大利亚损失的真实程度。

　　8月，阿德莱德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所的一份新报告称，如果不包括铁矿石，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在2020年显著下降了23%以上。 如果将2021年1月至3月的非铁矿石商品出口，与2020年4月至6月（就在两国关系开始严重恶化之前）的出口进行比较，跌幅会更明显，为48%。

　　2020年以来中国进口的澳铁矿石贸易额及中澳总进口贸易额

　　该报告估计，从2020年7月到2021年2月，澳大利亚在中国市场失去了约49亿美元（66亿澳元）的出口收入。如果现状持续一整年，澳大利亚的出口损失将高达230亿澳元（166亿美元）。报告还指出，进军其他海外市场的努力与失去中国市场的损失并不匹配，大麦、铜矿和煤炭也许能找到新客户，但葡萄酒和龙虾真的就砸在手里了。

　　阿德莱德大学称，这份报告由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的三名前成员撰写，“为全面量化中国策略对澳大利亚贸易带来的真实成本，提供了迄今最协调一致的努力。”

　　经济上的损失可以量化，外交和战略上的则不能。从澳大利亚大陆到北美，所有的观察家，不论立场，都开始担心堪培拉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这些澳大利亚版的“昭和军阀”会不会把美国也拖下水。

　　“许多观察人士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内部所能容忍的讨论范围已经缩小，有造成趋同思维的危险……对安全的强烈关注降低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从而增加了政策失误的风险。”《纽约时报》的意思很明白：这群“南边的家伙”脑子不太好使，和他们绑定太紧，会有引火烧身之虞的。

　　对华盛顿来说，一条有攻击性的狗是很有用的，因为它的吠叫可以表明：如果放任不管，事情会恶化到什么程度。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有发出激进声音的团体，但他们的作用就是表明最极端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为了避免走到这一步，政府应该作出妥协。

　　这些聒噪的鹰派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们可以不被承认，因为他们不是正式政策的一部分。在有需要时，让这些负面因素消声，有助于证明避免冲突、达成协议的诚意。

　　然而，目前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似乎并不理解这一点。该国政府对议会，甚至内阁里的吠叫保持沉默，默许、甚至鼓励这种胡言乱语。

　　拜登的做法则不同。美国鹰派同样在大放厥词，但白宫正在利用这一点传递信号：“看看吧，如果我们不达成妥协，事情会变得多糟糕。”这是一种微妙的外交手段，美国的大多数盟友都对此心领神会，似乎只有澳大利亚例外，把美国的强硬立场当了真，还自行加了倍。澳大利亚教授也许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对自己政府作出了“战略傻瓜”的评价。

　　无怪乎，当9月10日中美元首通话、9月25日孟晚舟获释后，堪培拉会“措手不及”，夜不能寐了。《悉尼先驱晨报》自嘲，澳大利亚已经以“民主原则”的名义打光了所有的子弹，陷入了“无牌可打”的尴尬局面，想像美国那样同中国做交易都没有了杠杆。表态将承认中国科兴疫苗，恐怕已经是澳大利亚当下所能做出的最友好姿态了。

　　这一点，澳大利亚的有识之士早已看透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堪培拉的决策水平已经如此之低，所以连特恩布尔都已经可以算作“有识之士”了：8月中旬，他和另一位前总理陆克文一道猛烈抨击莫里森的对华政策。两人一致认为，为了改善双边关系，澳大利亚应该“少说话”。

　　另一位前总理保罗·基廷，则在9月火力全开，连珠炮式地炮轰“国贼”：

　　“一旦枪声响起，印度人就会把自己锁在自己的半岛上，而日本人会一如既往地进行私下谈判。这样一来，就只剩下自诩正义的美国，和我们这样的傻瓜与中国人作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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