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远离“麦克风外交”，澳现政府展现成熟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王雯雯  谷棣】“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政策必须远离‘麦克风外交’！”去年底，年近85岁的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中文名“费思棻”）在中澳两国纪念建交50周年时发出这样的呼声。上世纪70年代，菲茨杰拉德见证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和顺利发展，此后，他又积极为加强中澳经贸文化交流往来奔走。菲茨杰拉德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对前两届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政策紧跟美国、导致双边关系急剧恶化提出批评，并对近期的中澳关系持乐观态度。在视频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菲茨杰拉德书房墙上挂着一副他收藏的中国书画名家汤涤的隶书对联，上面写着：“高义自修无德色，老年长乐有童心。”当提到邓小平开启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时，他还特意用中文说了“开放”一词。

　　中澳建交时打破意识形态束缚

　　环球时报：50年前中澳两国是如何做到求同存异、积极发展两国关系的？

　　菲茨杰拉德：尽管当时中国处于内部动荡期，但一直在为重建自己的国际关系网络和发展与未建交国家关系采取果断行动。从澳方来看，主要推动者是1972年到1975年担任总理的惠特拉姆。他在1971年担任反对党领袖时访华，并与周恩来总理进行长时间会谈。双方同意，如果惠特拉姆和工党在1972年底的选举中获胜，中澳将建立外交关系。

　　澳中当时能建交，我认为基本要素离不开共同的利益和现实政治。换句话说，这是国际事务中的现实主义。周总理完全没有被意识形态左右，他只是在谈论局势、强权政治、苏联、美国，以及涉及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惠特拉姆希望中国的制度保持原样，他也没有被意识形态左右。这非常重要，因为在他之前的澳大利亚政府非常意识形态化，并且与美国的想法捆绑在一起。惠特拉姆打破了这一点，让中澳建交成为现实主义的问题。

　　环球时报：您卸任后经常回中国吗？

　　菲茨杰拉德：结束大使一职后，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过几年，后来又创办咨询公司。那时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我认为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向中国介绍了很多澳大利亚公司，还促成双方多个州/省和城市建立友好关系。上世纪90年代，有时我一年要和不同的客户去中国10次，谈各种项目。

　　强硬对华，对澳方毫无用处

　　环球时报：过去几年，澳政府基于虚假信息和谎言，以在麦克风面前隔空喊话的方式，就一些问题无端指责攻击中国。而您近日接受《澳大利亚人报》采访时表示，澳对华政策必须远离“麦克风外交”。为什么您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菲茨杰拉德：我不认为“麦克风外交”对澳大利亚来说有任何用处，除非你只想成为另一个国家的敌人。良好的治国之道和外交要比这样做好得多。在2022年5月大选中落败的澳上一届政府只会在涉及新疆或香港，尤其是疫情的问题上批评中国。比如，他们不是默默地使用外交手段说“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讨论吗”，而是像麦克风一样突然宣布“应该对中国发起溯源调查”。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敌对的语气，它毫无用处，导致双方关系持续恶化。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中国是否真的对澳美等国构成“明确而现实的危险”？澳外交政策是否因为紧紧跟随美国而失去了自主性？

　　菲茨杰拉德：从我本人以及从前总理保罗·基廷（任期1991-1996）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澳大利亚不应像近年来那样与美国保持过于紧密的联系。我们的国防力量和情报部门交织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澳大利亚与美英建立“奥库斯”军事联盟，就是我所说的澳国防和情报机构交织在一起的最新例证。

　　如果澳方情报部门接受美国情报界整体上对中国持批评和敌对态度的观点，就会影响到其给政府提出的建议。这确实会限制我们与中方交往时的回旋余地，因此必须摆脱这种状况。

　　环球时报：令人遗憾的是，澳领导人自2015年底执意追随美国遏华，导致中澳关系急剧恶化。过去几年关系冷淡，给双方都带来哪些损失？

　　菲茨杰拉德：最明显的损失体现在澳大利亚的对华贸易和投资领域。此外，大量中国学生在澳留学，还有大量的中国游客，失去他们也是很大的损失。在这期间，我们还失去对彼此的信任。澳大利亚政府更替后，这也可能是最难重建的部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本来包括一定程度的信心和信任。这对于维持稳定的关系非常重要，有了稳定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很多事情上保持密切联系，即使我们在其他事情上存在分歧。

　　环球时报：为什么此前几年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政策越来越偏离正轨？

　　菲茨杰拉德：就上届政府来说，与执政党有关。上届政府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挂帅，实在是太接近美国政府的“鹰派”了。由国防和军工业以及美国政府提供大量资金的右翼智库也没有起好作用。一些政府人士不是自己去思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国际事务方面缺乏经验，无法真正有效地质疑从右翼势力那里得到的建议。

　　对中澳新共识保持乐观

　　环球时报：如果澳现政府作出政策调整，远离“麦克风外交”，澳中关系会改善吗？

　　菲茨杰拉德：对此我很乐观。据我所知，双方都有很多缓和关系的善意。凭借这种善意并运用治国方略和外交手段，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新的、建设性的和彼此信任的关系。前任政府执政期间，我们同中国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但澳方没有人提到它。好在自从政府更迭以来，这一点再次被澳方提及。澳中双方已确定了可能的合作领域，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双边关系，也有利于国际体系的发展。我们可以在多边组织内合作，也可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已具备条件，可以通过非常建设性的方式重建两国关系。

　　环球时报：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近日表示，两国外长会谈达成很多共识。您对此有什么理解？

　　菲茨杰拉德：我真的要给中国大使肖千点赞。中国外交官一直非常努力地推动两国关系再平衡。对于两国之间出现新共识，我不仅相信而且相当乐观。澳大利亚政府目前处理对华关系时表现出的成熟一面以及认识到对华关系的敏感性，都给我们很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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