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澳大利亚互惠准入协议：美日“部队地位协定”的“走样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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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和澳大利亚联邦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通过视频会议形式，签署了日本-澳大利亚《互惠准入协议》（RAA）。

　　“第二个”

　　表面上看，这项协议的内容是“事务性”的，主要规定了两国武装部队和人员互访到对方国家后的地位、待遇，但实际上，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双边军事合作协议。

　　正如莫里森所言，RAA“建立了一种简化的双边机制，以支持两国间以更少的程序更快地在对方国土上部署本国军事力量”，这意味着签约国间可以更方便地进行军事资源共享，以便支持更多的联合军事训练、乃至联合军事行动。

　　简单说，RAA意味着签约国间“在国防和人道主义行动方面”进行武装力量间的“无缝合作”。正因如此，莫里森才会在签约后称之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并将之形容为“证明澳大利亚-日本间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例证，这一关系对澳大利亚而言是独一无二的”；也正因如此，岸田文雄才会将RAA称作一项“突破”，称日本-澳大利亚防务合作“将成为日本与其它国家安全合作的典范”。

　　尽管莫里森将RAA称作“第一个类似协议”，但实际上它不过是“第二个”甚至不妨说“第三个”：早在1960年，日本就和美国签署了《部队地位协定》（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规定了驻日美军在日本领土上“军事存在”的法律地位、待遇；2009年，日本和东非小国吉布提签署了《日本-吉布提部队地位协定》（Japan-Djibouti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这是鉴于日本海上自卫队参与索马里附近海域国际反海盗行动，需要借用吉布提港口设施，为协调进入吉布提的日本军人法律地位、待遇而签署的协议，也是二战结束后日本和外国所签署的、首个关于日本军人涉外法律地位、待遇的协议。

　　RAA的“第一个”意义，主要在于它是战后日本签署的首个“有来有往”的类似协议，即“既规定了澳大利亚武装力量驻日、也规定了日本武装力量驻澳的相关事宜”，这对于一心追求日本“正常国家”地位的日本自民党主流派而言，自然是梦寐以求的“突破”，所以才会如此激动。

　　事实上，日本和澳大利亚早在2015年就开始围绕RAA进行谈判，澳大利亚方面原本希望，RAA能成为“拷贝不走样”的日美《部队地位协定》，赋予在日澳大利亚部队和军人类似驻日美军的“准治外法权”，最起码，澳大利亚驻日军人如果犯下严重罪行，应该以契约方式明确注明“不会在日本判处死刑”。而日本朝野对近乎“城下之盟”的日美《部队地位协定》早已怨声载道，冲绳、横须贺等驻日美军云集的日本地方更有强烈抵触情绪，并不希望实力远不如美国、甚至未必强于自己的澳大利亚如法炮制，因此双边谈判一度陷入扯皮，直到2020年11月17日，莫里森和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Yoshihide Suga）才在日本东京“原则上”达成协议，并计划在2021年7月菅义伟访问澳大利亚时正式签署。

　　但因为日本内部意见分歧，加上疫情及日本内阁人事动荡的影响，菅义伟既未能如期访澳，也最终未等到RAA的签署，继任的岸田文雄则因为日本疫情“回潮”，取消了1月初访澳的计划（他本人在4日宣布，1月17日前不会安排任何出访）。

　　“在线签署”并非整个流程的结束：尽管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无需表决通过，但日本议会则需走这样一个流程。如不出意外，RAA在日本议会的通过，将不过是时间问题。

　　这是冲着谁？

　　尽管RAA日、英两种文本和双方事后发表的声明均未点及任何第三国的名字，但几乎没有任何人怀疑，这项安排是针对中国崛起的。

　　2007年，日本和澳大利亚发表了《日澳安全合作联合声明》（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同年形成了日、澳、美、印所谓“四方”（Quad）联合军事合作机制，这项最初十分松散的机制近年来在美国推动下日趋活跃，成为美国主导下四国借“航行自由”、“维护地区和平”等名目在南海和台海方向“搞小动作”的有力工具。

　　不论“四方”或“航行自由行动”，保守党执政时代的澳大利亚政府都是美国以外最积极、最活跃的，他们一直跃跃欲试，想借此在南海、台海“大展拳脚”。无奈澳大利亚本土相距遥远，“客场”行动自然“出门事事难”，如果通过RAA，能够在第一岛链上的日本“宾至如归”，自然就方便得多，正因如此，莫里森和澳大利亚政府才不惜在“死刑问题”上对日作出重大让步（澳大利亚是“废死”国家，对外条约中不明确标明“死刑不适用”，在澳大利亚国内是有政治风险的）。

　　对日本而言，借国际军事合作推动“正常国家化”是其长期既定方针，且其一心遏制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又日感力不从心，美国之外，再多拉一些盟友“助拳”，无疑也会多增几分底气。

　　当然，关键角色其实是并未在RAA上列名的美国：借助盟友和战略伙伴，巩固美国在“印太”尤其西太平洋霸权，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尽可能“节约”美国资源和力量，减少美国直接介入风险，是近几届美国政府在远东的战略基本点所在，通过RAA让日澳在中国周边军事协同上自行更紧密“串联”起来，无疑会刺激日澳在南海、台海等方向作更多美国所期待的“动作”。

　　虽然澳大利亚方面表明了对RAA及日澳防务合作关系“独一无二”的憧憬，但不论日本、美国，无疑都不希望RAA是“独二无三”的——据消息人士称，日本已试图和英、法等国讨论类似RAA的协议，这显然是美国力图将南海、台海问题国际化、“盲肠化”的重大布局。

　　“第一个”才是关键

　　问题在于不论澳大利亚还是英、法、德、印等国，都无力在中国沿海方向“常态化”部署强大武力，以应对越来越强盛的中国国力，和不断增强的中国海空军事实力。随着美国不断催促区域外盟友就“南海自由航行”和台海“有事”增兵，这些盟友决策层内部分歧日趋公开化，其国内抱怨“事不关己白白浪费资源”、“替他人火中取栗”者也在增加。这些麻烦，绝非日本“甘当东道”所能解决，一个、两个或更多RAA，自然也无补大局。

　　对于日本而言，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一旦下决心与中国展开对抗，将注定成为“最前线国家”，别国进可攻、退可守，日本这个“东道主”却毫无回旋余地，这显然也并不符合日本战略利益。事实上，对于为美国“挡枪”，日本朝野长期以来意见分歧，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这个问题上，也远不如其前任之前任安倍晋三（Abe Shinzo），以及安倍派安插在内阁中的“阵眼”——防卫相岸信夫（Kishi Nobuo，安倍晋三胞弟）热心。

　　对于中国而言，诚如外交部发言人在5日例行发布会上所言，“太平洋的广阔空间足以让该地区国家共同发展”，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应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而不是针对或损害任何第三方的利益”，希望太平洋“将是一片和平的海洋，而不是掀起波澜的地方”，但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再美好的愿望，其实现的基础，也只能是相关所有各方的相向而行。

　　就“RAA系列”而言，最关键的是“第一个”，即驻日美军；就中国周边各种针对性军事协定、联盟而言，最关键的同样是“这一个”，如果没有美国的穿针引线、推波助澜，西太平洋无疑将“太平”得多。这正应了《左传.闵公元年》中的一句名言：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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