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恐20年｜追随美国反恐，澳大利亚更安全了还是更撕裂了？

　　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澳大利亚以美国盟国的身份，参加了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二十年之久的“反恐战争”。2001年至2014年，澳特种部队参加了多国部队在阿富汗乌鲁兹甘省及附近地区针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的一系列军事行动。2003年，澳又派出一支特种部队、三艘舰艇、两架海上巡逻机、两架空中加油机、一架大力神运输机，以及14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参加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兴起后，澳向伊拉克增派工作队，为伊安全部队和警察提供培训，还在阿联酋部署空军特遣队，对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轰炸。2020年11月公布的《布雷顿报告》，证实了澳军人在阿富汗滥杀平民和囚犯的罪行。2021年8月，面对塔利班武装即将控制阿富汗全境的形势，莫里森政府追随美国撤出了滞留在阿的人员。

　　二十年间，澳大利亚参战兵力占多国部队总兵力的2.3—2.4%，在阿富汗先后有39000人服役，阵亡军人41名，战争耗资100亿澳元。付出了如此代价，澳大利亚收获了什么呢？

　　内外安全环境恶化

　　2007年澳大利亚举行大选，澳历史上执政时间第二长的霍华德政府未能再度连选连任，其败选的原因之一，是众多选民同意了工党候选人陆克文的观点，认为霍华德政府轻动干戈，使原本远离中东是非的澳大利亚陷入了恐怖袭击的风险。

　　为了对澳大利亚参加“反恐战争”进行报复，极端组织把澳大利亚境内外的澳公民当作了恐怖袭击的目标。2002年和2005年，东南亚极端组织伊斯兰祈祷团两次在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制造连环爆炸案，总共导致92名澳大利亚游客死亡。伊斯兰祈祷团、“基地”组织、虔诚军、“伊斯兰国”、索马里青年军等组织还积极向澳本土渗透，在当地建立分支，为恐怖活动筹集资金，帮助受极端思想蛊惑的青少年偷渡到中东参加“圣战”，并且针对澳本土的目标开展了一系列恐怖袭击活动。影响较大的有2014年12月悉尼市中心咖啡馆恐怖分子劫持杀害人质事件；2015年12月帕拉玛塔警察局门口杀警事件；2016年4月昆比恩市中东裔少年以“伊斯兰国”名义制造的杀人和连环伤害案件。在这些事件中，恐怖分子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分种族信仰，来自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同样沦为受害者。

　　还有一些恐怖袭击活动如果不是及时被发现，后果会极其严重。例如2003年澳安全部门挫败的虔诚军成员针对国家供电系统和几处国防设施的炸弹袭击计划；2005年警方破获的“悉尼五虎”策划在悉尼市制造的系列恐怖袭击；2008年安全部门揭露的本布利卡恐怖组织对全国重大赛事、娱乐场所发动恐怖袭击的阴谋；2009年警方侦破的索马里青年党袭击霍尔斯沃西陆军训练营的计划；2017年7月挫败的针对艾提哈德航空公司客机的爆炸阴谋。

　　澳安全环境恶化催生了严刑峻法。2002年至2016年，澳议会先后通过两个《安全立法修正案》、《2005年澳大利亚反恐法》、《2006年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2015年电信（拦截和访问）修正案（数据保留）法案》等。根据新修的法案，故意与恐怖分子建立关系、资助恐怖组织、参加恐怖组织、无正当理由进入有恐怖组织从事“敌对活动”的地区都构成犯罪。新法还延长了执法机构调查犯罪活动的法定期限和对疑犯的羁押期限、赋予执法人员更大自由获取和监控公民信息、取消了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未成年嫌犯的豁免权。

　　这些变动对强化打击恐怖活动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绿党等新法的批评者也指出新法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流于宽泛，给予执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增加了少数族裔遭遇不公正审判的概率。

　　国内种族关系紧张

　　澳大利亚是奉行多元文化的多种族国家，根据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移民占该国总人口的30%，8.2%的人口认同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其中穆斯林占全国总人口的2.6%。60多万穆斯林当中既有伊斯兰教不同教派的信徒，也有不参加宗教活动、只因家庭背景被划为穆斯林者；既有来自中东国家者，也有澳本土居民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对恐怖主义活动深恶痛绝者是主流。但是在“9·11事件”后谈“恐”色变的社会氛围下，只要外貌被认为像中东人的，在澳大利亚都可能经历歧视、霸凌甚至虐杀。

　　2005年12月，悉尼海滩的一起普通斗殴事件，因为事涉白人和黎巴嫩人，经过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媒体炒作，触发了一场种族骚乱。先是陆续有中东模样的游客在海滩遭到白人游客的骚扰、攻击，等事情传到了当地穆斯林社区后，一百多名怒发冲冠的中东裔青年集结起来赶往海滩寻仇，演变成了打砸抢以及与防暴警察的冲突事件。执法部门后来将涉事的104名白人和穆斯林逮捕、起诉。

　　2014年，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关系经历了一次波折，起因是赴澳勤工俭学的印度学生长期在当地成为种族暴力活动的目标，多人甚至丢了性命。印度民众严重不满澳警方将众多此类案件当作普通刑事案件处理，印度各地爆发了反对种族主义的示威游行，呼吁中断航班、抵制澳货，还将澳总理的画像点火焚烧。

　　白人极右势力抬头

　　在调查涉及种族冲突的案件时，澳警方发现众多案件背后都有白人极右团体在推波助澜，例如悉尼海滩事件中就浮现出了“澳大利亚优先党”、“爱国青年社”等极右组织的身影，其成员通过散发传单、烈酒、亲自实施攻击等方式，挑动白人的反移民情绪。

　　虽然时代的进步淘汰了澳大利亚奉行70年的“白澳政策”，但是支撑“白澳政策”的“白人至上论”却有顽固的社会文化根基。“9·11事件”之前，白人极右势力是澳大利亚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要源头，“9·11事件”之后，宗教极端组织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为白人极右势力重新活跃提供了借口。

　　尽管受到政府打压，澳大利亚仍有十多个活跃的极右政党和团体，其中，明确以新纳粹自居的有“澳大利亚优先党”、“爱国者联合阵线”、“真蓝社”、“小哥会”等；不使用新纳粹名号的种族主义组织有“公民选举委员会”、“保卫澳大利亚同盟”、“澳大利亚光复会”、“奥丁战士澳洲分支”、“澳大利亚抵抗运动”等；还有一个“澳大利亚权利联盟”，热衷于鼓吹澳大利亚在种族、制度和文化上的英帝国渊源。

　　总的来说，这些团体因为政见偏激、成员经常涉及暴力和犯罪活动，往往争取不到法定数量的选民支持其参加议会选举，只能通过制造社会冲突甚至策划恐怖袭击来体现政治影响。

　　2016年，“真蓝社”成员菲利浦·加利亚因为策划对墨尔本多家左派机构实施炸弹袭击而锒铛入狱，据他辩解，刺杀左派是因为左派使澳大利亚“伊斯兰化”。2019年3月15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两座清真寺发生枪击案，死伤91人，凶手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新纳粹分子布伦顿·塔兰特，他虽系独狼式作案，却是“小哥会”头目布莱尔·科特雷尔的崇拜者。

　　也有少数极右人士混进了议会，在体制内推动反移民、反多元文化的法案。单一民族党创始人保琳·韩森参议员就是这样的政客，她表面上跟新纳粹撇清干系，却懂得利用主流政党代表性不够的弱点，以极右思想吸引社会边缘选民，同时借助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矛盾，让单一民族党这个小党成为议会斗争的一个筹码，推动澳大利亚政治右倾化。

　　二十年前，澳大利亚朝野一致支持政府参加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当时的主流见解是：恐怖主义威胁的不仅是美国，而是整个西方的生活方式，澳大利亚为本国利益计，应当支持打赢“反恐战争”。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澳政府也完成了从阿富汗撤军，不过，澳大利亚究竟是更安全了，还是更撕裂了？这恐怕是一个需要时间来验证的问题。

　　（王成至，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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